二、     重农抑商是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达，其实并非什么奥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200、300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人口约2000至3000万；经过多年战争，秦苛政，楚汉相争，汉初人口下降至约600万。但西汉人口增长迅速，平均年递增率达1%左右。至西汉末年，人口达近6000万[1]。如此螺旋增长。清朝前期人口增长率与西汉接近，约150年时间内从1亿左右增长4亿（1700至1850）。在人均消耗资源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由于技术的进步，从瓷器、陶器到竹器、木器、铁器，从棉花、水稻到苹果、桃子，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人均消耗资源在增长，则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至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但是，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懂得，无论是否有某位亚当·斯密赞美市场，市场都会促进技术进步。走进任何一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吃、穿、住、行各种生活用品的制作精美程度在不断提高，早期只有宫廷才能使用的器物，如瓷器、丝绸、茶叶、桌、椅、床、铜镜、马车、钟表等，时隔不久就能够普及到民间。

不妨设想我们作为商人生活在其中任意一个朝代。我们会发现，和平是漫长的，经济是日益繁荣的，城市规模是不断扩大的，高档消费品是供不应求的。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67%。可以比较，今天的北京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将全国分为十大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都有一个中心城市，若干个次中心城市，以及乡镇集市。如此，则全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将超过10%。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单是每天粮食、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皮毛、香料的供应就将形成繁荣的市场，城市郊区势必形成产业化的种植和养殖，并在城里形成制鞋、帽、衣服、车辆、木器、竹器、瓷器、陶器的各种手工业。当然，还有餐饮业、旅馆业和娱乐业。例如，在宋朝首都汴梁城内，有大小酒店3000多家，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戏曲演出中心——桑家瓦子——有50多座戏场，其中最大一个戏场竟可以容纳1000多人，在当时的音响和灯光条件下，这是令人震惊的。自北宋起，中国流通纸币长达400年之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

不错，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200、300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放到国际范围看，同一时期的英国、法国资本家都没有如此巨额资本。在19世纪中叶，欧洲总人口仍远少于中国，又被各国疆界所分割，市场狭窄，即使有工业革命之助，可以掠夺世界范围的财富，也仍然不能与中国市场上的大资本家相比。据贡德·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2]。弗兰克认为，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的列车。

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使商人地位低下，总想改换门廷，买官置地，从而阻碍了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商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不否认有古代商人有这种倾向。但是，由于“士”的社会地位高于“商”，还产生了另一种促进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倾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防止权钱勾结，或者说提高权钱勾结的门槛。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商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当官的都急于把权力换成金钱，结果权钱勾结十分容易，本来用于放慢两极分化的政治机制成了加速两极分化的有力手段。许多房地产商都深有体会，用权钱勾结的方式赚钱太容易了。赚这种钱是“吃人肉”，吃过“人肉”以后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么是吃草？搞发明创造，改进产品的性能和生产工艺，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能够取得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替代古代社会的士人价值系统，与民族资本家的价值系统相制衡，理论上也可能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较长时期。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两套价值系统并存的社会至少是仍然存在剥削的社会，无非是剥削程度较轻而已，搞得不好剥削程度会日益加重，重蹈历代王朝覆灭的老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建国初期，商人价值系统自发地、主动地、积极地向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渗透，大批共产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被腐蚀掉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毛泽东才下决心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商人价值系统并不因私有制的取消而消失。因为，商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物质性密切相关，士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精神性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具备士人价值系统，则商人价值系统在政府内将会变形出现，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大跃进失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农民由于干部欺上瞒下行为而饿死，充分说明了商人价值系统在党的肌体内的顽强存在。最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商人价值系统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消失，相反正在强烈地改变着党员队伍的精神实质，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反观可知，士人价值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很不容易。历史王朝的覆灭并不是士人价值系统过于强大，而是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商人价值系统的侵蚀。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士农工商”序列使中国人都热衷于吟诗作画，阻碍了发明创造活动。这种说法也是经不住拷问的。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的识字率约在10%左右，识字中能够粗读四书五经的，又是10%，能够考中举人秀才踏上仕途的，还是10%。因此，读书做官的道路，最多只能吸取社会智力资源的1%左右。大量的智力资源到哪里去了？或者是学手艺去了，或者是经商去了。正是靠着这些智力资源，以及利用智力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才能长期领先于世界。须知，瓦特、爱迪生、福特等西方技术的关键推进者，都没有进当时教授拉丁文、学习宗教和哲学的名牌大学。这正如鲁班可能不识字一样。

因此，逻辑和历史相互印证，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并没有阻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市场的发达，人口、经济和技术的增长，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