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道德——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十一
十一、民主与道德
认识极端,才知道执中不变——中庸——的必要。遗憾的是,中庸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人们常常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无原则,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甚至是封建文化的巨大毒瘤。
实际上,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社区,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利益冲突和较量的战场。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把社会拉向极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经过多重合作和斗争以后,在社会最高层,就产生了放任自由和尚农除末、自由贸易和闭关锁国、市场和计划、技术和资源、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唯物和唯心等两种极端原则的争论。如果不懂得在两种极端的原则、极端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那么社会就只能在两个极端间摆动,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概括为《极端的年代》,这是极为深刻的。自以为文明、进步、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东方社会,事实上都摆动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现代武器和技术条件下,这种摆动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仅仅是一战、二战,不仅仅是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如果我们不懂得人类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强权者执意走极端,那么人类的灭绝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庸原则,而是不知道什么是极端。但是,更加微妙的问题是,谁、通过什么原则来把握社会的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是圣人来把握中庸:“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柏拉图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让哲学王来领导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即民主,来达到社会极端力量的平衡,即中庸。在孔子和柏拉图看来,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此消彼长,其平衡点在时刻变化。更进一步,此消彼长的基本逻辑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弱者被剥夺到“反抗的机会成本为零”的绝望境地而与强者同归于尽,然后再开始新一轮循环。这怎么可能保持平衡?再进一步,政治力量演化同样服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逻辑,客观上使社会越来越背离平衡,抛弃民主原则,使民主制衡的理想成为专制独裁的现实。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美国,就都是典型的例子。更加隐蔽而重要的事实上,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大财团的联合专政。在大资本、大财团之间,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其中任何一个财团都尚不足以操控经济、政治和军事(20世纪初叶的摩根财团曾接近过这种地位)。但是,他们的确控制了商界、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使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都不可能代表占美国人口绝大多的工薪人士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亦早已失去平衡。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国际上对美国构成制衡,美国的强势政治集团根本不可能做出让步,建设什么福利国家。一旦失去前苏联的制衡,美国国内的工会就衰落,福利就遭到削减,民主权力就受到侵犯,露出专制的獠牙。
但是,在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论家看来,一个社会的命运依赖于某个圣人或者圣人集团,这才是专制独裁。怎么保证圣人不腐败?怎么保证圣人集团不蜕化?在一个人人都自利的社会中,怎么可能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社会怎样才能识别圣人,而不是被某些打扮成圣人的政治野心家所欺骗?更加重要的是,不是将根本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某个什么人,不管这什么人是圣人,还是流氓,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谁要是以圣人的名义掌握社会的最高政治权力,这都是对所有人的政治权力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侵犯!所以,尽管民主政治有演化成独裁专制的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把民主政治变成我们的信仰,与一切独裁专制的趋向作斗争;而不能放弃对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期待圣人。
但是,在这一叙述中,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逻辑。信仰是属于圣人的。绝大多数人对自由、平等、民主、尊严的要求,远不如对财富和享受的要求强烈。绝大多数人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换取权力、地位和财富。正是这种物质力量,使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使民主政治走向专制独裁。如果要求大多数人具备不可交易的民主信仰,实际上就是要求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圣人。
为什么两种政治理想下,最后都需要出现圣人?因为人类历史的演化基本动力是自利。在自利的动力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种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联系越来越复杂,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日益受到限制,民主日益成为一个欺骗性的名词、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察觉到这种趋势,所以,任何坚决要求个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只能选择反对这种趋势。这就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由。由于“小国寡民”的理想被“全球化”的潮流击退,所以老子感叹,“大道废,有仁义”;耶酥感叹,人类被逐出了无知无忧的伊甸园,犯下了原罪;荷马感叹,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下降为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人物卢梭实际上是以小国寡民的社会——日内瓦共和国为蓝本。但是,卢梭在方法论上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把原始社会描绘成孤立的、静止的、纯洁的、善良的社会。因而,强烈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卢梭,最后通过《社会契约论》,放弃了对小国寡民社会的坚持,想象着可以在大国众民社会中,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这样,在客观上,卢梭为此后更加专制、残暴、不平等的社会准备了一件民主的外衣。令人深思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老子,在中国曾经当成是被开历史倒车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而同想向往小国寡民,却在客观上为大资本专政缝制了民主外衣的卢梭,成了民主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同一倾向的思想家,在西方就成了好人,在中国就成了坏人呢?中国人的自我贬损为什么能够到如此黑白颠倒的地步呢?
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其权力的集中程度都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帝王都不敢设想的程度。面对一个如此高度集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民主的呼声不但没有能够阻挡住专制的脚步,甚至使专制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全球大规模游行,在美国的巡航导弹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相反,支持布什对伊动武的国内民意调查,却使侵略行动合法化为多数人的意志。拉丁美洲的二百年民主试验,并没有结出国富民强的果实,相反,倒是为一小撮窃国大盗轮流洗劫肥沃的南美洲提供了政治掩护,为美国操纵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局提供了现成的政治机制。
可见,在人人利己的前提下,在已经高度集权化的当代世界,程序民主事实上是一味的廉价政治麻醉剂。如果程序民主能够向实质民主转化,如果集权化的长期历史趋势能够逆转,那么下对上的民主约束必须与上对己的道德自律相结合,逐渐提高全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觉悟。只要而且只有上级主动不谋私利(包括不谋高薪和特权),下级有权制约和监督领导,而不仅仅是最高领导不谋私利,最底层的群众有权监督权力体系,就能而且才能使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就能而且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任何真正向往民主的人,必须使民主和道德相互促进;任何希望以程序民主为借口,行实质专制的人,就必然希望人人自利,以便对人民分而治之。不妨作一个对比。在晚清末期,由于教育体制仍然在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普通人也关心议论时政,茶馆里必须挂出“莫谈国事”的条幅。然而,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挣钱、花钱,金钱至上,即使要求人们谈论国事,人们也已经没有兴趣。哪一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强呢?这里可以顺便谈到愚民政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恐怕是真正的愚民理论。他让人们把眼前利益当成长远利益,把局部利益当成整体利益,貌似把人当成了理性人,其实恰恰是让人丧失理性。相反,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是在让人们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的复杂性,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整体,认识历史,从而是开启大智慧的理论。实际上,在交通、通讯十分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不是更深刻了,而是更肤浅了。在日益庞大、集中的权力和财富面前,普通人的行为越来越象只会哭闹的婴儿,只会提出要求,一遍遍地游行,一次次地示威,一场场地选举,甚至一颗颗人体炸弹,却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剥削压迫的深刻根源,一次次地被走马灯般轮换的、随意许诺的政客所欺骗。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西方的程序民主相结合,可能不但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