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吃人与进步

很不幸，近代以来，儒家学说被当作了中国落后、失败的替罪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对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吃人”论。《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也同意。问题在于，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大道废，有仁义”，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专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人权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如果不指出人类文明史的吃人性质，即剥削压迫性质，不指出战争和贸易、权力和资本、刀剑和货币是两大吃人的基本机制，那么，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吃”中国！

为什么东西方的文明史都是剥削压迫史？因为最深层的历史动力是人的自利性。追逐自身利益、家庭利益、部落利益、国家利益，客观上必然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阶级分化。正是自利性使私有制得以出现并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正是自性利推动着战争和贸易。自利性既推动着技术进步，也推动着两极分化；既推动着经济繁荣，也推动着集权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吃人”和“技术进步”恰恰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人的自利性。亚当·斯密强调了市场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面，鲁迅先生恐怕看到了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的剥削压迫性。不幸的是，此后人们看中国历史，只看剥削压迫性；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事实上，论技术进步和社会繁荣，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超过西方；论剥削压迫，西方近代史的开端是血腥的征服、杀掳和奴役，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西方古代史呢？罗马帝国崛起时，地中海周围的部落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掳掠为奴，或者是当了罗马人的帮凶。罗马帝国承平时，尼禄皇帝纵火焚烧罗马城以寻欢作乐，其专制和野蛮性又远胜夏桀、商纣！所以，非要讲吃人史，那么中国历史恐怕还是比西方温和一些，中国是可持续吃人，而西方是一次性吃人！如果不是中国的剥削压迫相对可持续，中国历代王朝社会绝无可能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延续达二、三百年之久才崩溃！

严格地说，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和耶酥的天国，佛家的极乐世界，都希望消除剥削压迫，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孔夫子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在人的自利性不可能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追求小康，承认社会分工和等级的存在，但要求“君仁臣敬”，讲仁义道德。这至少是希望抑制剥削压迫的程度，甚至还包含着消除剥削压迫的希望。孔子所谓的君，其实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供不应求时的供方，师生关系中的老师，父子关系中的父亲，上下级关系中的上级，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中药里还有“君药”之说，指起主要作用的那一味药），都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即君方。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每一处都有主导与被主导之分，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如果每一处都是拥有主导权的一方利用自身优势，剥削被主导的一方，那么社会每一个角落就都会出现“弱肉强食”。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倡导的“君仁臣敬”，恰恰是要求在每一对社会矛盾中，主导方都要宽厚仁爱地对待被主导方，而不是刻薄残酷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优势。只有这样，社会才真正的文明可言，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也有才人类之间的友爱可言。事实上，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公务员拿平均工资，这实际上是要求“君仁”。毛泽东经常强调，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翻译成孔子的语言就是：君如果仁，臣必然敬。可惜的是，孔子没有学会现代社会的语言包装术，不懂得迎合群众心理，不是空泛地提倡爱、博爱、兼爱、爱心，而是针对主导和被主导关系的存在，设计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结果，遭到那些高举博爱的大旗，却捂紧钱包和权柄的肤浅庸俗之徒的歪曲、阉割和嘲弄。

也就是说，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希望使“善”成为历史前进的主动力，降低自利性带来的剥削压迫程度。孔子的历史观恐怕是善恶斗争史观。这种善恶斗争史观高扬善、鞭挞恶，在客观上会使促使人们尊崇道义、弘扬正气，使暴力和欺诈、剥削和压迫程度减轻。然而，近代西方的历史观是“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曼德威尔、斯密、洛克、黑格尔、马克思都是这一历史观的阐述者。马克思还把这种恶的进步史观进一步概括为唯物史观。正是在这种历史观下，剥削、压迫、奴役、杀掳、掠夺，都成了促进历史进步的动力，客观上使西方社会的剥削压迫程度加深。这是马克思理论内在悖论。如果恶的力量会推动历史进步，推动历史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那么还要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理论干什么？如果美洲本地人的灭绝、非洲黑人被奴役、印度和中国被掠夺，都是历史进步的代价，那么马克思凭什么声称自己站在被剥削压迫阶级、被剥削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更进一步，谁欢迎这种以恶为动力的唯物史观？难道不是各社会的统治阶级吗？谁欢迎善恶斗争史观？难道不是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吗？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认为，善恶斗争史观是唯心史观。

      结束语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我感到，近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工业革命，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强加给了西方社会。西方思想界将这种商人历史观传播到全球各地，又成为西方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抽象地说，人人都反对权力即真理，财富即真理。但当人人都处于某种同一来源的权力或财富的笼罩下时，很难有人能够分清楚财富和真理的关系。就这样，幼稚班阶段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浪潮，吸引到大批信徒。相反，中国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原却少有人涉足。

所幸的是，这种商人历史观在西方也开始遭到质疑。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弗尔南多·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杰奥瓦尼·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纪经济的发展》，正在还原西方和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把市场和商人放到社会系统的真正位置上。在方法论上，热力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动态方法论正在取代牛顿力学的静态方法论。二十世纪的实践则使右翼的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的社会革命理论都遭到重挫。这样，十九世纪形成的以商人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社会科学大厦的地基被根本动摇了，轰隆隆的坍塌声正在传播开来。

不过，本文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又一次新的西学东渐的结果。对西方学术界的上述新动向，我也是近一年来才逐渐熟悉。但我对价值规律的反思，对历史进步论的反思，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思，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则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写完《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后，我重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史，逐渐贯通了逻辑与历史，又适逢《白银资本》在中国出版，有力地增强了我的信心，遂成此文。

当然，相对所涉及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一篇三万字的短文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在多次与朋友们讨论后，我感到，与其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皓首穷经完善思想，不如抛砖引玉，使新思想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互动，在批判和辩论中成熟或消失。当然，我会继续参与辩论。对此，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