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十

十、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靠精神力量固然可以取得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不如靠制度建设持久。但是,建设制度、维护制度、更新制度,这一切难道不需要精神力量吗?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搞过一段议会选举,但是参与者不是利用议会制度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是利用议会为集团乃至私人利益服务,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引来了袁世凯当皇帝的闹剧。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强调用个人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义利之辨被完全颠倒,结果,恰恰应了儒家的先见之明,“上下交征利则国危”,贪污腐败渗透到权力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利益被廉价拍卖,经济和社会险象环生。虽然制度叠床架屋、左右牵制,但是相互牵制变为层层合谋,腐败倒日益集体化、制度化了。

有人可能会想,这不是制度化的问题,而是制度化不彻底的问题。那么,怎样算彻底呢?当然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然而,跨国公司和本国官僚、买办集团操纵选举,政党轮流坐桩分肥,这是第三世界各国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遍现实。欧美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在资源充沛、市场繁荣、社会矛盾缓和的年代,这种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较好地协调各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一旦上述条件有一个或多个不具备,则西方政治制度就可能法西斯化。德国、日本、意大利即如此。即使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充分展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潜力。新世纪之初,由于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公民的消极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又受到了严重侵犯。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抛弃了贵族共和、开明专制的形象,一味迷信武力,相信“朕即天下”,独断独行。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资本主义的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

因此,到了反省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时候了。地球上60亿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市场,也不可能离开制度,但绝不可以只有市场,也绝不可以只靠制度。建设和维护一个良性的制度和市场,需要有一大批具有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对此,荀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市场和制度,是与人的物质性相联系的;道德和理想,是与人的精神性相联系的。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性,因此不可能没有市场和制度。马克思曾经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取消商品货币,这是对人的物质性缺乏充分了解,也是对人的精神性缺乏充分了解。智慧有高下,兴趣有强弱,视野有宽窄,经历有顺逆,体会有深浅,这些都将使天真烂漫的孩童成长为有“贤与不肖”巨大差别的成人,即使在某个理想社会里亦如此。“贤者” 能够时刻考虑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能够抵制色、香、味、听的感官诱惑,能够认清有限人生与无限世界的关系;“不肖”者则相反,总是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总是考虑眼前利益,“好了伤疤忘了痛”,并且很容易受各种各样的感官诱惑的吸引。“贤者”在任何社会都可能是少数,而“不肖者”则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是大多数。不幸的是,“不肖者”的行为更符合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而“贤者”的行为更符合唯心主义对人的定义。马克思一方面设想未来的人都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也就是精神力量绝对主导物质生活的人,即“贤者”,从而高估人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却认为“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从而高估人的物质性。这是一个逻辑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派长期论战的理论基础。“精神派”认为“物质派”是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物质派”认为“精神派”是“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不懂得历史规律”。

由于多数人的物质性高于精神性,对短期和个体利益认识得更清楚,因此社会不可能离开制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和个体利益置于长期和整体利益之上,则制度不可能持久,社会亦将随之瓦解。更进一步,离开了人的精神性,离开了少数精神性高于物质性的领袖型人物,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部落、企业、家庭还是国家,将既不可能出现,亦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壮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物质性一度受到忽视。社会主流舆论要求“人皆为尧舜”、“狠斗私字一闪念”,破除“管、卡、压”,即破除制度。这是在一个极端上。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物质性的动物,谁倡导高尚、谁提倡集体主义,谁就是虚伪,谁就是压抑人性,谁就是反人性。自私的人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在制度中相互约束,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结果,权钱勾结,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自主的工业和技术体系瓦解,社会离散倾向急剧增强。

我们能不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往复震荡、相互否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