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革命到工业革命

第一节 前言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物质财富是文明的基础，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极端一点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物质是身外之物，精神上的安宁和快乐才是真正的财富。这话当然不错，但他们起码要先穿衣吃饭，享用了物质产品之后才有机会做这种思考。而谈到现代工业社会时，会有更多的人习惯性的从环境保护、自然主义、传统文化等角度进行抵制。但无论如何，现代工业（包括已经工业化的农牧业、服务业）创造的财富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与我们的文明密不可分。譬如，崇尚绝对绿色食品的人应当知道，只有在化肥、农药、现代水利工程的支持下，目前的粮食单产才能超过前工业化时代数倍，即使有农民愿意放弃使用化肥和农药，如果不使用制种企业提供的优选种子，除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很难有多少粮食可供他人食用。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带来了癌症与爱滋病的人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前工业时代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不喜欢现代工业品的单调，偏爱手工制品的质朴的朋友，恐怕在批判工业化摧残传统文化之余，已经忘记了正是工业化带来的闲暇才第一次允许多数平民有意识的用艺术来装饰生活，而现代的手工艺品也多半使用了钢制工具、油漆等工业产品来保证工艺品的质量和制造速度。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现代工业，大部分人类必须从事农牧业，才能保证食物的充足供应，若是没有了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只有靠高达30%的婴儿死亡率，我们才能抵御遗传病的威力，而手工业固然质朴无污染，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匮乏与单调（超出任何工业产品的单调）…….这里不需要再继续列举前工业化社会的弊端，光是上面这几桩前工业化社会的普遍特征，想必就足以让大多数工业化的批评者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了。事实上，由于人类已经习惯了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把现代工业的许多成就当成了自然的恩赐，因此，工业化的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工业化的力量和必要性，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工业化的弊端上，得出工业化弊大于利的错误结论。而他们的批判的错误之处又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工业化与人类文明结合的紧密程度。

无论如何，这个星球的绝大部分人口已经生活在一个被工业化改造过的世界里。即便是纯粹的农业国家，如果它不能从外界输入化肥、农药、种子、农膜、农机等工业产品，也将会陷入饥荒与战乱之中。那么，什么是工业社会，它与前工业社会有什么区别？

第二节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

生产农产品，比如苹果。需要种植苹果树，灌溉施肥N年后，开花结果。如果这个时候，市场的需求变成了梨子，不能指望苹果树上能结出梨子，只有重新种梨树，如果没有其它土地，还需要把苹果树砍了留出空地。这样，苹果和梨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市场经济通过看不见的手，使市场上农产品品种繁多。

如何生产工业产品？比如造汽车。方法很多，最有效益效率最高的一种是种小麦，运到日本，然后用空船把日本的汽车运回来。时间几个月就够，然后调动积极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多种多得。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不仅能换回汽车，还能换回新干线，万吨巨轮……

现在介绍一种效益最低，效率最低的一种方法。首先要设计，要掌握很多知识。比如设计发动机，要有燃烧理论，如何进气排气，如何涡轮增压，还要流体力学的知识。悬挂系统操纵系统的设计需要自动控制理论。外观设计还要有美学、空气动力、材料等方面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可以从国外的教科书上抄来，但问题是教科书的内容其实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知识，深入提高，需要培训人才，建立各种实验室，不断摸索提高。这阶段基本是纸上谈兵，可以吃，可以用的产品根本见不着，效益是极低的，浪费是极大的。做实验的过程就是浪费的过程。

设计后，还要如何实现。需要各种钢材，为了达到预期的性能，钢材的合金成分如何，如何冶炼，如何热处理，又需要大量的材料知识和建立材料实验室。还需要各种树脂及非金属材料，又需要对化学进行研究，建立各种化学实验室。有了这些基本素材还不够，还要想办法加工成各种形状，于是各种成型工艺的研究，模具如何设计，工艺流程如何安排，这又需要建立大量的实验室。汽车的电子和控制系统，需要半导体，于是需要建立半导体的各种研究机构。建立这些实验室又是低效益的过程。

这些基础素材整备后，要加工成具体的部件，如生产车身、底盘、支架等。加工这些部件，不能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需要使用机床。需要建立机床工业。零件的初成型需要大型锻压机械，几千吨的平常事。精加工则需要各种金切机床。这些机床的设计制造，需要大量的知识、实验和时间。有了通用机床后，还需要根据行业特点设计制造组合机床和专业生产线。为了保证质量的一致性，生产的自动化，还要数字控制，电子工业……

有了这些上面这些上游产业后，建立车身、底盘、支架等下游产业就很容易。把设计、机床、材料、工艺一组合，产品就出来了，然后最终拼装成整车。

图1则是上述生产汽车的图解说明，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图1 现代工业的基本结构（箭头代表物质产品的主要流动方向）

现代工业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如汽车（日文为自动车）、电器电子用品等，需要用各种基本配件（日文为部品）进行组装。生产各种基本配件所需要的原材料，则依赖以材料科学、化学为中心的现代冶金工业和现代化学工业，还要有物理学知识做整个产业的基础。进一步，为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原料的上游产业是矿业。矿物的探查、采掘，需要利用高技术和高技术机器设备，所以需要高技术的机械工业提供产业机器。高技术机械工业还为基本配件制造业和组装业提供各种产业机械、工作机械和模具（日文为金型）。在这个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最终产品是由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提供的，各个部门、工序缺一不可。

可以把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最终产品，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站在基干产业的角度观察，各种纷繁的最终工业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比如汽车和坦克就没有本质区别，选择合适的钢材，更换模具，调整机器设备，组装汽车的生产线可以生产出坦克的车体和动力部分，至于电子设备部分，元件与结构的通用化比机械部分更甚。反过来，一个能制造坦克的重工业系统也可以生产出汽车。汽车和飞机也没有本质区别，战后日本被禁止生产飞机，造飞机的转行造汽车，现在日本资本逐步挣脱限制，本田的飞机又造出来了。基干产业不仅体现为民用科技力量，也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言，基干产业的水平反映在任何一件最终产品上，无论是汽车还是钢笔，还是步枪或导弹。反过来说，观察单个综合性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准，就可以反推出这个国家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它是先进的工业国家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技术力是突飞猛进，还是停滞不前。

30年代日本可以造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中国却只能仿制汉阳造步枪，说明了两国当时巨大的工业差距，解释了中国的一溃千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中国，很不幸，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中国70年代末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喷气客机，现在却不能，大量的武器装备依靠进口。诚然，中国的家电、手机等许多轻工业等得到了大发展，但制造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是外国的材料、基本配件、机械设备，我们的高速公路修的纵横交错，却不得不应用进口机械修筑，就连设计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术指标，也必须从国外引进，这种“繁荣”反映的是外国基干产业的技术实力，反映的是中国自主基干产业的堕落与崩溃。

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必须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才有意义，现代化产品是各门类技术协调配合的结果，而不是单项技术的指标竞赛。比如40年前日本的新干线开通，被命名为“光”，一般的理解是因速度快而得名。其实不是，而是新干线的诞生地，国立铁道研究所的所在地——光町。到日本光町国立铁道研究所去见学，参观初代新干线，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单项技术竟是如此粗糙，但钢铁、机械、电子、化学、空气动力等各门类专业人才合力攻关，互相协调，终于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并为继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苏联的米格-25曾是划时代的战斗机，一度被西方看做苏联工业的奇迹，但直到苏联飞行员叛逃日本，整个世界才发现米格25并没有应用任何最前沿的技术，只是通过精密的配合，把已经成熟的的各项技术都发挥到了极限。结果在保证米格25的速度，操控性等指标超出同时代西方战斗机的同时，还做到了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日本和苏联能在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正是靠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与之对比，今天中国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松绑放权，逼迫科研机构自负盈亏，对于同属国有的企业还要求产权清晰，分家分个明白彻底。这些措施或许极大调动了个人牟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少数优质资产的收益率，但10000条舢板并不等与航空母舰，基干产业的组织性协调性土崩瓦解了，个人的积极性再高，整个国家也不再具有开发高速列车、大型客机的能力，不能为繁荣的轻工业提供成套设备，曾经独立建造大型客机的工厂满足于为美国的波音制造飞机零件，曾经独立开发机车，铁路信号系统的铁路部门则准备引进日本的新干线。到株洲、长春等中国铁路工业的摇篮去见学，大部分的技术突破都诞生在20年前，基干产业已经堕落如此，不全盘引进外国技术又有什么办法？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基干产业已经不得不被彻底放弃了，从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演变成落后国家。

基干产业的技术力发展必须循序渐进。新技术是源于旧技术的积累，必须基于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光靠积极性、激励机制，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譬如现在使用的P4源于最初的4004芯片，而4004又源于最初的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现代的波音飞机源于最初的707，而707又源于波音为军方生产的战略轰炸机，日本理光公司是半导体产业关键设备步进曝光机的领导企业，它的技术蓄积源于其前身，1917年设立的为海军制造光学瞄准镜的日本光学。理光的竞争者佳能公司，它的前身是1933年设立的从日本光学转移技术的精机光学研究所。这两家公司战败后从事民用照相机生产，也是照相机的领导厂家。独立技术水平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起来的,其中绝对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一个把为外国的基干产业做配套加工的国家，一个放弃了独立的基干产业的国家，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给技术人员再高的悬赏，也不可能发明出任何能真正为中国造福的技术。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记载了日本迈入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曾经在20余年时间内，从手工敲打机器零件，肩拉人扛修建大坝发展到能独立开发数控机床、自主建造大型水利枢纽，这段辉煌的历史还有人记得吗？当然，必须承认，我们那时的工业技术依然很落后，但我们拥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研发体系，能够不断攀爬技术的高峰，这是国家的希望所在。1952年中国制造第一台完全国产的蒸汽机车，西方国家和日本大致在同一时间废弃了所有的燃煤机车，我们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但这种“落后”的技术成果，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比引进10条高速铁路更有价值。因为开发这种“落后”技术的过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和产业工人，给了第一代自主培养的大学生锻炼能力的机会，造就了工业的脊梁。而今，昨日的辉煌被看成愚昧，曾经的自豪变成自卑，在中国不断用外国的机车、外国的钢材、外国的芯片装备自己的工业系统时，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前途何在？

农业经济时代个人是生产的主体，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重复性劳动。而现代工业经济以普遍使用先进机械，整个社会互相配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生产为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是由人和机器组合而成的工业体系来完成的，机器有远远超过人的体力和精力，能够达到人力远远不及的生产效率。人在生产中只是设计和操作机器。整个现代工业社会其实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组织化社会结构的，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方能运转。现代工业生产的主体是大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几乎没有上限，只受制于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农业，也是现代工业的结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的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工业产品，农业的单产会大大降低，不能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下表是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

年分	总投入	劳动力	机械	肥料	农药	燃料	灌溉	其它	产出	收支
1950	9,150	1,120	1,370	2,400	60	80	1,550	2,570	11,600	2,450
1974	47,070	440	15,950	9,820	1,950	1,870	2,720	14,320	17,700	-29,370

表1 日本米生产的能源收支（1950、74年）

（此表由宇田川武俊推计，根据槌田敦的《石油文明の次は何か》P29。统计每公顷的能源投入产出，单位是千卡）。1974年的米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能源投入产出赤字，劳动力的投入则微不足道。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谷物生产，1950年每吨谷物生产消费的能源，用石油折算是0.44桶，1985年增加到1.14桶（《データ世界经济》P56）。中国的农业问题，实质是源于“世界工厂”导致的资源大量流出。

上表说明，即使在最古老的行业——农业中，零散的个人积极性在工业体系这个钢铁怪物面前也是渺小的，至于其他产业，统一的工业体系的效率更是远远超过零散的人力。早期的机器缺乏灵活性，只适合进行规格化大规模生产，但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展，机器的柔性逐步增强，不断取代人在生产中的位置。目前，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中，人工已经被大量取代，只是在最后的组装环节，由于品种多，单次装配批量小，不可能为每种装配单独设计自动生产线，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业社会中的人要么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准，从事机器不能涉足的智能领域，或者提高积极性，从事简单机械的装配业，与机器的效率竞争，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否则就只能被工业时代无情的甩掉，与哀鸿遍野的非洲、硝烟弥漫的中东、遍布游击队的拉丁美洲相比，我们确实有自豪之处，因为我们用廉价的，曾经在完整的工业-义务教育体系中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为本钱，挤上了全球工业体系（其实是西方的工业体系）的最后一节车厢，而他们已经被碾到了车轮下面，但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其他国家的人口受到简单训练，这个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被甩到车轮下面的民族大多转向简单农业养活人口，或是向西方乞求援助，并用宗教麻醉自己，维系生存。

在农业社会，人是生产的主体，于是依照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由贵金属体现。而现代工业社会，工业体系是生产的主体。货币脱离了贵金属成为符号，只是物资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巨大社会工业机器的润滑剂，与价值规律并不相干。工业时代的经济，归根到底是有没有能力获得资源，有没有能力把资源加工成各种产品，这种能力就是技术力。热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坦克，直接掠夺资源。冷战时生产线上开出的是汽车，“等价”交换大量的资源，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中国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假象所迷惑，看不到西方世界财阀横行的本质，逐步的走向歧途。为了更好的分析现实，我们先看看历史。

现代工业社会是如何建立的呢？

第三节 文化革命和工业革命

简要的说，工业革命在欧洲最先发端，先是圈地运动，羊吃人，大量的剩余人口流向新发现的美洲。随着羊毛产量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新式纺织机械。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人力不能够承担，蒸汽机应运而生，工业革命从此发端。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开始，19世纪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扩展到苏联、日本。但是，在日本之后，虽然技术不断进步，世界贸易指数化扩展，却没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工业革命出现的使用大型机器的工厂和铁路等生产工具，工人所有则价格太高，家族运营又过于复杂。因此，生产手段由特定的资本家所有，不久则归股份公司、国家和自治体等法人占有。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则成为贩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土地与人身分离，住在能提供职业的都市。而家族的生产机能迅速丧失，最终分解成核心家庭。一般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经济货币化，竞争激化。在政治上，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形式，从皇帝和王室分离，法人化，管理能力和权限大大增强。

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全面的变革，也就不能彻底实现工业革命，不能构筑现代工业社会。欧美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对外争战殖民，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与商业结合，催生了工业革命。在这之前，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经开始了世界贸易，虽然买卖自由，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由于没有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的配合，没有上层社会介入提供组织资源，工商业社会依然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来压倒农业社会，没有导致工业革命。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的前期，由于拥有庞大而勤勉的人口，中国的商业力量依然压倒早已开始工业革命的欧美，它们只能通过鸦片平衡贸易。

日本与其它亚洲国家不同，有与欧洲相似的封建社会，由封建领主（大名）和武士统治，能够顺利接受西方的组织性协调性。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到欧美视察，很多学者也随行，考察欧美先进国的各个方面，特别对科学技术、经济等非常关心。视察后，提出了“殖产兴业”的路线，富国强兵，一扫旧有的体制、组织和价值观，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清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本质，先建立了适合现代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日本与西方相距遥远，资源贫乏，受到干涉较少的现实条件，日本在19世纪末实现了工业革命（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为了在远东对抗俄国，压制中国的兴起可能性而扶植日本，也是日本工业化的重要因素）。

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

明治以来的日本，对资金自给、技术独立和开发国内市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国民进行勤勉和艰苦立国的教育。建立了现代银行，邮政储蓄和人身保险等现代制度。动员了全部的教育、税制和金融财政政策等手段。在“殖产兴业”过程中，当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日本政府宁可高利率从国外借款，聘请外国人技师，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直接投资、事业经营的方针，对于历史遗留的外国商会直接投资合资经营的事业，则采用赎买方式利权回收。这与当时大清国完全相反的国策相比，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日本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完全不同于欧美。欧美是先从农业开始进行协调组织，然后轻工业，重工业，逐步的产生对上游产业的需求，最后由工业革命催生整个社会全面变革的文化革命，进而巩固和完成工业革命。日本正好反过来，先进行文化革命，使整个社会组织化协调化，然后“殖产兴业”，市场和资源与西方一样靠军事机器去争夺。军事机器的组织性协调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又促进了重工业飞速发展，强化了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控制，夺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

工业革命产生了强大的机器，机器的巨大力量又使整个世界变得狭小，资源是有限的，在私有制下，市场也很难无限拓展，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完成工业革命，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迫沦为资源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先进的工业国家获得资源和劳动力的方法，或是通过军事机器的暴力，或是通过垄断技术的“等价交换”。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2表示。

图2 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关系

19世纪是殖民地时代，宗主国对殖民地占领并进行行政管理，直接掠夺资源和粮食，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20世纪，殖民地相继独立，先进工业国用工业品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特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传统农业已经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还要从工业国家输入粮食。为了填补贸易赤字，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进行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等形式的“经济协力”。工业国家之间则通过残酷野蛮的战争最终达到妥协平衡，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技术合作，产业分工，相互出口工业品和投资，最终达到利益一致，资本一体。工业国家提供工业品，农业国家提供资源，这种分工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其间人口虽然急剧增长，但工业人口的比率始终维持在1/8左右。后进国家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迈入先进国家，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还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落后国家的资本习惯于做买办获利，虽然从长期来看，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业体系必须完整才有效益，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并磨合良好需要太长的时间，甚至超出了资本和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在投资回报时间超出人的平均生命长度以后，投资者的理性假设必须加以修正才能符合现实），因此落后国家的买办资本始终不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类似的作用，乐于通过依附外国来得到稳定分配的残羹冷炙。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

第四节 水际制造业的兴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是亚洲四小龙NIES诸国，然后是ASEAN诸国，进入90年代，中国和越南等也相继开始了工业化。但这种工业化的与欧美日的工业化是完全不同的。从表面上看，东亚一片繁荣，似乎要出现新的发达国家了。但情况并非如此。

70年代石油危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产生巨额贸易赤字，世界中流通的美元迅速膨胀。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金融管制取消，使得资金跨国境移动迅速扩大。日元升值，压制了日本的直接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亚洲诸国大力引进外资，从中获得“工业化”的资金。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这些落后国家可以直接从日本等先进工业国购买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以前需要长时间培训和经验的精密工作和经理事务，现在只需要短时间的计算机操作训练就能胜任。不需要培训中间管理职和中坚技能者，就能够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大力发展以组装工业为主体的来料加工业。因此一时间，整个世界的轻工业都向东南亚转移。这些国家不需要开拓国内市场，生产的制品一律出口，主要目标是北美。这种制造业依赖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面向外国市场，为了方便外资进出，主要集中在沿海，所以又叫“水际制造业”，是亚洲诸国工业化的模式。中国进入8、90年代，抛弃了原来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设立经济特区，追随亚洲诸国采用“水际制造业”（日本名词），或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水际制造业”使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很高的经济水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文化背景接近西方，适合作为外资和物资的集散中心，并不代表“水际制造业”真能带来繁荣和富强，正如上海的繁华与苏州累死的民工没有关系一样。对于巨大的中国，出口主导的“水际制造业”并没有使社会工业化，反而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原来的民族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市场逐步丧失。而通过“水际制造业”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诸国，在经过短时间繁荣后，遇到了挫折，依然被阻在工业化的另一端。

“水际制造业”的实质，是工业国家把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劳动密集型的组装业转移。原来只掠夺后进国家的资源，现在还掠夺劳动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由图3表示。

图3 21世纪的国际关系

先进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工业材料（不是矿产资源，而是先进的重化工产业的产品）、基本配件和机器设备。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工业品（日文为安价品）。如果说在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先进工业国家还有与机器赛跑的产业工人，接受残酷的剥削压迫。那么到今天，现代工业则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不知疲倦的人肉机器。先进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化，安稳富裕，乐于支持现有秩序，而后进国家则绝对贫困。

第五节 “水际制造业”的虚弱体质

亚洲诸国采用的是“水际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亚洲诸国还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黑字（出超），然后转换为赤字，并显著扩大。（经常项目收支除了贸易收支外，还包括1运费、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收支；2直接投资和证劵投资的收益、雇佣所得等的收益；3无偿资金援助等。其中前两者占大多数。）贸易赤字的最大原因，是作为亚洲诸国发展战略基础的外资依存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亚洲诸国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组装加工业为主体的出口产业。但是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基干产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结果，所有的国家都演变成了出口增加，进口也伴随着增加的贸易结构。此外，各国竞相发展对基本配件等进口依存度极高的电子产业；并在国内购买力稍有提高后，建设面向国内市场的汽车和家电等工业生产增加；为了维系这种“工业化”进程，还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为外资做配套项目。由于这些国家本国没有基础产业，大部分建设物资都需要进口，这些因素导致基本配件、素材和机械设备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收支的赤字大幅扩大。最后外资企业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后，开始向海外汇出利润，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下收支恶化。

亚洲诸国有很高的储蓄投资率。96年平均约36%，远远超过其它地区。世界平均的储蓄投资率（95年）为21-23%。与亚洲诸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诸国约为20%，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诸国也在20%上下。进入90年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大约一直在40%以上。印尼96年达到了38%，韩国95年是37%，中国93年后达到40%左右。作为对比，高度成长期的日本，60年代平均32%，70年代平均33%。对比可见，亚洲诸国的投资率非常高，对于基础设施匮乏的亚洲诸国，高水准的投资是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可欠的条件。但亚洲诸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投资方向，大量的资金涌向不动产，使不动产泡沫化。重复投资，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第二是投资资金的构成，国内储蓄不足的部分外资依存，尤其是对短期资金的依存度过高。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技术蓄积，使得投资只能流向泡沫领域或重复建设。换句话说，本国的资金积累在国内不能买到投资所需要的物资，只能投机或搞房地产，要投资工业就必须用外汇向拥有基干产业的国家购买物资和技术。

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一度急增。外资流入急增的原因是： 1)庞大的投资需要；2)外汇管制放松和外资出资比率上升，及各种吸引外资政策的实施；3)本币与美元挂钩，降低了汇率风险，同时本币提供高利率。外资大量涌入，使本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出口的竞争力和防止外资套现获利，不得不大量增发货币，而新增货币又大量流向奢侈消费及房地产等产业，经济进一步泡沫化，经常项目收支更加恶化。必须靠大量外资的流入或直接贷款来掩盖经常赤字的本质，泰国90-96年间累计的经常赤字636亿美元，资本流入为944亿美元。韩国累计经常赤字488亿美元，资本流入为716亿美元。其它经常赤字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之类似。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没有必要采取内需抑制等政策改善经常收支，经济空前繁荣。外汇储备急增，剩余的资金又购买美国的国债，成为资金的供给者，“实力”急剧增长。

但是，西方资本不是慈善家，外资总是要还的，随着外资流入的减缓及外资企业利润的汇出，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往往在瞬间表现出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水际制造业”的门槛低，其他国家迅速加入竞争）和出口增长率低下（西方对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消费者又不能支付外汇），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国内资本为了规避风险，也一并出逃，经济的崩溃就如雪崩一般，所有的投资者不约而同的挤兑外汇，撤出投资，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瞬蒸发干净。事实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财富，所谓的高技术工厂只是发达国家不屑于搞的组装车间，一度兴旺发达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为组装工厂配套的技术学校，而帐面上虚涨的财富仅仅体现了外来资本对低技术品出口高增长的一种预期。一旦这种预期撞上了狭小的世界市场的边界（第三世界即使“工业化”，大部分人依然穷困，世界市场始终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购买力），泡沫自然会随风而去。

海外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96年时的数据是：韩国11%，泰国18%，马来西亚23%，印尼16%，菲律宾50%，中国14%。这种靠海外资本流入支撑的经济，如果面对资本流入减缓和资本流出的增加，就不得不采取抑制投资、削减进口、财政均衡化等措施改善经常项目下的收支。亚洲诸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提高了产品加工能力。但这种发展方式使各国产业构造趋同，各国的竞争关系非常强。亚洲及世界市场的轻工业品供给过剩，价格下落。而90年代前期的高度成长使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价格上升，投资的比较优势丧失，一增一减之间，危机只是迟早的事情。

第六节 水际制造业的通货危机

支付能力危机并不是在直接投资停滞后立刻到来的，直接投资开始减少以后，证券和外债形式的外资还在大量流入，经济依然保持繁荣。中国以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全面进入“水际制造业”。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3%，出口竞争力增加，廉价的工业品出口增强，导致亚洲诸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经常赤字大幅扩大。于是外国资本对亚洲诸国债务返还能力产生疑问，外资的流入一夜间逆转，汇率急剧下落，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亚洲诸国，全部资本外逃，“东亚模式”的神话到此破灭。

一旦危机开始，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汇率大幅下落，进口物价急剧上升，产生剧烈通货膨胀，实际工资水平急降，个人消费能力基本消失。企业在内需不振，汇率高涨，外资债务上升的情况下，被迫削减设备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为了减少经常赤字，许多工程中止或延期，建设投资低落，大批的房地产成为烂尾楼，连同被裹胁进投机行动的民众存款一同化为垃圾场。工业企业和投机企业的破产致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信用等级下降，储蓄流出和外国银行贷款回收压力增加，资金不足现象频发，反过来又影响了残存的工业企业的运转。此外，在泰国、韩国和印尼等国，为了重建金融系统，对经营恶化的民间银行进行清算和营业停止，短期内又增加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不安。就这样，亚洲诸国的经济，随着汇率下跌，内需低迷、企业业绩恶化、金融系统混乱，这些因素又促使汇率进一步下落，形成恶性循环。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枯竭，公私的外货债务不能返还。实际代表外国债权人的IMF往往在这时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不能返还的私人债务要转化成国家债务。然后是强求财政收支/经常收支均衡，金融市场/股票市场自由化，以方便海外投资的进出，增强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最后，国民经济进一步依附化殖民化，外资以低价收购了比原来更多的企业，甚至可以取得一贯受国家保护的少数民族产业的优质资产。整个危机结束后，外国投资者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工资水平下跌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甚至更低，整个国家数年的动荡只是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否投资利用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被剥削的权利，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国家提供更便宜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业化”国家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追忆以往的繁华。

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NIES、ASEAN、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际制造业”，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80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8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IMF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2001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

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